「我今年五十岁，但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就只有十七岁，因为我的『真正』生日，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五十岁的齐志勇朗笑着说。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件中失去了一条腿，同时也失去了生计。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认为六四是令他重生的日子。 齐志勇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被子弹打中小腿。中枪三小时后他被送到医院，但那时伤口已经受到感染，医生为了保存他的生命，将他的腿切除。 当时，齐志勇在一家建筑公司的油漆部门工作「我的工作单位待我很不错」，齐志勇说，「他们愿意给我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要我愿意承认我腿上的伤是工伤导致的。」他当下上拒绝了工作单位的赔款，因为他不愿意隐瞒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军队开枪打中而残废的事实。 齐志勇并拒绝就「六四事件」对公众保持缄默，每年他都接受国内和国际媒体采访。但天性仁慈的他总是呼吁公众关注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对自己的困难却极少提起。他说觉得谈其他人的故事总比谈自己的经历容易。他谦虚地说:「你知道……不少中国人比我受的苦还要多，我的事其实不值一提。」他希望天安门母亲（一个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丈夫、儿女的妇女组成的团体）能够获得经济和人道援助。 艰难的生活 自从受伤后，齐志勇的生活就不再容易了。 在截肢后的几年，齐志勇已经向好几个政府部门申请过残疾补助金，但全都被拒绝了。在九十年代中期，他在街上卖口香糖和香烟，好不容易才积蓄到足够的资金开一间小杂货店。 数年前，他尝试申请失业和残疾人士最低保障（在北京失业人士可以申请每月约470人民币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有政府部门官员嘲笑他说，「你不是经常在外国传媒面前批评自己的国家吗？ 外国人肯定有给钱你吧？」 他的店子也被迫搬迁了好几次，而且他从未获得事前的预先警告，事后也没法获得任何赔偿。当局给的迫迁原因主要是因为北京市内的重建项目，包括为筹办二零零八奥运会而启动的大型基建；「他们就只是挖这里挖那里，老在店子前的地方挖过不停，最终我还是得一搬再搬。」他说。 在重要日子例如六四、国家举行大型会议等，齐志勇都被迫要「失踪几天」，又或被当局软禁。在零六年的人大会议期间，在一次参加绝食抗议后，他被拘留了五十一天。 而且在参加了这次绝食抗议后，当局撤销了他的小商店的经营牌照，他的妻子，也明显因为丈夫参与绝食的缘故而被单位辞退。 身患丙型肝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齐志勇，每个月的医药费高达一千元人民币，他还有一名八岁的女儿需要抚养。本来只靠妻子的工资和小商店的微薄的收入，他的家庭生计也捉襟见肘；现在情况更令人担忧了。 过去与现在 对很多人来说，六四事件已成过去。即使是曾经直接受影响，因为天安门事件而受伤或残废的人，也已经不愿意再提起当年的事情。他们经常对齐志勇说：「你怎么就那么固执？ 都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甚么还要再谈它？为甚么你就不可以忘记六四，好好的生活下去？」 因为自己的伤残，齐志勇也开始了为中国的残疾人士争取应得的权益。他认为中国的残疾人士福利制度太不完善了：坐轮椅的人无法享用许多公共设施，而且坐公交车也没有优惠票。即使幸运地申请到残疾人士津贴，也只有二百至三百人民币，医药费和其他需要的援助都没有计算到。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令财富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上，而贪污问题难以解决。他觉得中国还没有能力主办奥运会，政府只是牺牲人民的利益，给国家贴面子，向外宣传中国的经济奇迹而已。 被问到对将来的打算，齐志勇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再一次要求给予天安门母亲合理的赔偿。他说他并不为自己的残疾而感到后悔。他为自己曾经参与民主运动而骄傲。他说，在受伤后，他才开始了解民主；而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只有民主才能够拯救中国。 国际特赦组织重申,要求中国政府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作出全面、独立公正的调查, 使侵犯人权者法受到法律审判,为受害者及其家属争取赔偿。
另 一 个 受 害 者 : 喻 东 岳喻东岳从小聪慧过人，他在高中时成绩优越，十五岁就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他也是一个极赋天份才华洋溢的艺术家，而且能会说流利英语。对于国家，他也充满了热诚。